阳光暖洋洋，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终于迎来万物复苏的时刻。前些日子的就业市场算不上好，很多人准备在这个春天大展拳脚，但是，工作还是难找，似乎从没好找过。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快速找到工作？靠熟人会比自己投简历更有效吗？传播学学者刘海龙将结合国内外研究，为我们揭露社交网络对找工作的影响。
社交媒体的崛起，某种意义上就是人际网络的崛起。社交媒体让我们的人际网络变得可视化了，让人际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清晰可见。另外反过来，这些平台上的传播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条件，作为事件的传播也在制造和延伸着社会网络。比如我们在与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我们会同时认识一个共同的朋友，于是我们就会发出感叹：“这世界真小！”尽管我们平时主要和地理上比较接近的人打交道，好像自己交往的圈子很小，与世隔绝，但在人际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常常比我们想像得小得多。为了证明人际网络的传播效率，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莱姆曾经进行过一个著名的“小世界问题”实验。米尔格莱姆使用了一个连锁信的方法来测试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他找到了160位内布拉斯加州居民，给他们每人寄出了一封连锁信。信里附上了一位马萨诸塞州股票经纪人的姓名和地址，这个人工作在波士顿市，但是住在沙伦市。信中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信封上，然后再把它寄给自己认为离这位经纪人最近的朋友或熟人。即使这个收信的人并不认识这位股票经纪人，但是只要觉得TA会有办法更接近这个最终的收信人，就可以把信寄出去。然后再以此类推，让这个中间的收信人再想办法把信寄给TA觉得离最终收信人更近的收信人。最后，从这位马萨诸塞州股票经纪人收到的信中，研究者就可以判断出从最初的这些发信人到最终收信人，中间要经历多少个人。结果发现，160人里，最终成功的有42个传播链条，这其中，最少的是通过2个中间人就到达了目的地，最多的是通过10个人，最后平均起来中间要经过6个人。换句话来讲，在1960年代的美国，最多通过6个人就可以联系到任意一个人。所以，这个所谓“小世界理论”也叫作“六度分隔理论”。所谓的“度”，是网络分析中的一个单位，意思就是网络中任意两个点之间要建立连接的话，要经过几个节点。考虑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通讯技术还不发达，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6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小了。但是今天在脸书上，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更是小得不可思议，按最新的研究，脸书上的人平均只需要3.57位中间人就可以联系上该平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脸书等社交媒体是如何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这么多的呢？原来它有一种基于关系算法的推荐机制。这个推荐机制的原理非常简单，假设A和B是朋友，B和C是朋友，那么A和C之间就很容易成为朋友。也就是你朋友的朋友很可能也会成为你的朋友。脸书就不断地将A推荐给C，把C推荐给A。如果A和C之间超过一个连接，也就是说除了B之外，A的朋友中还有D、E、F也是C的朋友，那么A和C成为朋友的概率就更大。也就是说A和C的朋友圈如果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他们多半也会认识。不过，上述连接都还只是按照传统面对面交往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陌生人的话，问题会比上面说的更加简单，因为我们不需要靠中间人来传话，而是可以直接搜索到我们想联系的那个人，将TA加为好友进行直接的连接。小世界理论证明，人际网络之间的信息流动的效率超出我们想像，所以传言的渗透性非常强大。而且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缓慢的口耳相传也变得更快，于是社会网络的传播效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大众媒体。除了关注传播效率外，社会网络传播的信息性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毕竟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节点，我们不仅希望消息更快地传到我们这里，也希望这些信息是有用的。比如电影《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里，一个人要与另一个朋友绝交，理由就是嫌弃和对方交流的内容都是自己身边熟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缺乏质量。和亲近的好朋友在一起，固然可以让我们有安全感，他们也能给我们提供实际的帮助，但是也缺乏新鲜感，导致这个现象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我们和朋友的圈子重合度太高，他们知道的，也是我知道的，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情。既然熟人无法满足我们对于信息的要求，泛泛之交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信息呢？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研究了找工作的时候，人们的工作机会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调查是1970年代中期做的，那个时候格兰诺维特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所以他选了离学校不远的波士顿郊外的一个牛顿城，随机访问了300名白领居民，这些人主要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询问了这些人最近一次职业变动的经历。他发现，57%的人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到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像职业介绍所这样的正式的市场渠道和直接去某个公司求职。这说明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人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人际关系仍然非常重要。一个更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这些通过他人获得职业信息的被访者中，通过弱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往往能够流动到一个地位比较高、收入比较丰厚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好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弱关系带来的大大减少。简单来说，人们在找工作中，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比通过强关系获得的更多样化，弱关系带来的机会也更多。弱关系是交往没有那么频繁、情感密度较低、熟悉程度较低、相互之间互惠服务比较少的关系。与之相对的就是强关系，是关键时刻能够帮上忙的人。但是为什么在提供求职信息上，弱关系提供的信息和强关系相比，更加多样呢？因为弱关系提供了一个人接触不到的工作信息，与强关系相比，和我们关系比较远的人，他们活动的圈子与我们也不相同，所以信息来源也更多样。格兰诺维特的观点颇具启发性，让我们意识到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泛泛之交在传递高质量信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是我们在发展和维护自己的社会网络时可以考虑的一点。但是，其他社会学家发现，关系强弱不是信息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网络的一些更重要的特征可能被格兰诺维特忽略了。比如，社会学家伯特（Ronald Burt）就发现，在格兰诺维特的分析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变量，就是信息源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信息是来自找工作的人所在的群体，还是来自于TA不在其中的那些群体，其实和关系的强弱并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弱关系的信息之所以有价值，直接原因不是因为TA跟你比较疏远，而是因为TA能够把其他群体的信息带给你。而这些信息是你在自己的群体里接触不到的。所以伯特认为，有的人会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扮演搭桥的角色，如果你认识这些能够牵线搭桥的人，那么就能获得更加多样的、有价值的信息。反过来，如果他们消失，这两个群体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结构洞”。因此，关系弱并不是一种关系充当桥梁的先决条件，拥有非重复性资源或正好填上结构洞的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除了结构洞的发现，德国社会学家韦格纳（Bernard Wegener）更进一步提出，依赖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人之所以获得不同的晋升，可能还要多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除了信息质量外，还要考虑社会资源，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关系，毕竟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多样化的信息，需要的是过硬的关系带来的实在的机会；二是还要考虑求职者个人的社会地位。具体来说，如果在一个小圈子里，求职者的社会地位比较低，那么你首先想到的是找个社会地位比你高的强关系帮你忙，比如让亲戚朋友中混得比你好的人给你个机会，提携你一下。但是如果在一个小圈子里，你个人就是处在网络顶端、混得最成功的人，这个时候你在强关系里没有粗大腿可以抱了，只能到其他群体里去，通过弱关系来获得信息和资源。所以，在格兰诺维特之前的研究中，之所以依靠弱关系的人能得到更好的职位，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起点就高。韦格纳在西德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换职者的工作地位与关系人的交往程度的确产生了互动效应，地位越低的人越倾向于通过强关系获得社会资源，地位越高越通过弱关系获得社会资源。后来美国社会学家穆尔又对找工作中依靠关系到底有没有用提出了一个否定性的意见。他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越有是关系的人，越倾向于使用关系来找工作，所以调查中发现使用社会网络的人能够找到更好工作，其实这是一个调查方法造成的内生性假像。因为没什么社会关系的人也不怎么通过关系找工作，所以也没法证明关系真的有影响。前面我们讲的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在西方做的，相对而言，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亚洲集体主义文化对于强弱关系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在日本的一个调查就发现，格兰诺维特的结论完全不成立。在搜集职业信息方面，大部分日本白领是用强关系，而不是像美国白领一样利用弱关系。美国的研究结论，是弱关系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让人向上流动，但是日本的研究结果正相反，通过强关系换工作的日本白领，更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导致两者的差别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大企业都是公开招聘，社会关系起不到太大作用。社会关系起作用的主要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比较看重忠诚、信任，强关系就比较容易得到信任。对中国求职的调查跟日本的调查结果类似，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对关系的依赖偏好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家梁玉成发现，1995年之前，无论体制内外，依靠关系找工作都能获得较好的收益，1995年之后，无论体制内外，依靠关系找工作都不再能获得正的收益。所以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倾向于使用关系。在城市白领就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强关系下降，弱关系上升。但是整体上看，文化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且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拼关系依然在很多领域和地区大行其道。除了找工作外，近些年，由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计算传播的兴起，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线上虚拟的传播网络，以及背后的社交关系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态度、认知和行为。比如有一系列的研究就关注游戏中的社交关系和社交网络会如何影响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通过对索尼开发的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无尽的任务2》（Ever Quest II）中玩家的游戏内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有研究就发现，玩家在游戏中形成的弱关系数量和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呈正相关，而游戏中的强关系则能给玩家带来更强的信任感。也就是说，熟人一起玩游戏虽然会更轻松，但和陌生人玩游戏会发挥得更好。另外，在健康领域，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在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信息，(例如关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信息)，从而有效地促进人们改变健康行为。Damon Centola 于2010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就关注不同结构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健康行为。通过线上实验，他把参与者随机地分配到了两种拥有不同结构的社会网络，一种是局部高度聚集但是和外部疏离的小团体，另一种是随机的、松散的网络，然后去观察健康行为在这两个社会网络中的扩散。结果表明，小团体的行为改变最为明显。这是因为，如果人们接触到许多已经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会更多地采取健康促进行为。大家如果去公园，就会发现，在同个公园锻炼的老人，都有一套类似的锻炼方法。我们所在的群体不是一个个孤立的链条，更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深深地嵌入到社会的一个大网。除了少数群体事件外，日常的大部分信息及上述现象的传播，都是沿着这个网络传递的，只有深入了解社会网络，才能够看清楚日常的很多传播现象。*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第48讲，内容经编辑整理，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配图：《重启人生》《架空OL日记》
《黄昏时分、牵着手》《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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